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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戏曲观众的审美心理

时间:2016-07-27 09:19来源:未知 作者:权静姝 点击:
  作为诗、乐、舞等古老艺术形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高度融合,传统戏曲已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心理尤其是道德意识的艺术载体——虽然它曾负载的许多负面性价值观念已经伴随着时代的演进而掩入历史的尘埃。
资料图
  作为诗、乐、舞等古老艺术形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高度融合,传统戏曲已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心理尤其是道德意识的艺术载体——虽然它曾负载的许多负面性价值观念已经伴随着时代的演进而掩入历史的尘埃。在民族传统文化心理的深深浸润之下,传承至今的戏曲艺术不但积淀下深厚的文化底蕴,而且也孕育出具有独特审美趣味的中国观众。这种独特趣味,就是要求戏曲在内容上能容纳和满足观众善恶分明的道德感,在形式上能契合观众情感化的心理程式。伦理化的情感满足作为民族审美心理结构中的关键一环,已成为最基本的大众审美诉求。“落难公子遇小姐,私定终身后花园,有朝一日中状元,夫妻相合大团圆”——这一类老套的传统戏曲题材,虽自近代以来就曾无数次受到新派人士的猛烈攻击和批判,却仍因普通观众的喜闻乐见而流传不衰。究其原因,不能一味责怪中国观众人文素质低下,更应该注意的是在这种固执的审美偏好中蕴涵着某些民族文化心理的要素。
  首先,中华民族传统的礼乐文化和人生哲学,造成了戏曲追求善美统一的情趣韵味。在观众审美意识中,戏曲俗套里的“落难公子”代表着高贵者人生境遇的低落;而慧眼识才的小姐与之在后花园“私订终身”,则是一件虽不合正统礼法却合乎人间情理的美事;倘若进而“得中状元”,最终在合乎礼法的范围内实现“大团圆”,那更是尽善尽美之事。正是在这种求善求美的心理基础之上,那些题材单一的“才子佳人”戏才会长演不衰。事实上,在其他流传广、搬演多的传统剧目中,也总是蕴涵着一种善恶分明的道德感。三国戏、水浒戏,乃至清官戏、神怪戏等流传至今的传统戏,无不具有一个惩恶扬善、“大快人心”的戏核。可以说,一出戏如果没有泾渭分明的道德评判,中国观众就不能对它展开正常的审美情感活动。生生不息的戏曲舞台艺术把这种审美诉求直观地传达给上至王公贵族下至“愚夫愚妇”(李渔语)的国人,并进而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积淀在他们的心灵深处,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戏曲观众。
  时至今日,那些“才子佳人”等老套的题材显然已经过时了,但这些剧目在演出中却因舞台表演和观众期待的双向互动而趋向完美,成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特别是经过梅兰芳等艺术大师的锤炼,一些戏曲传统剧目已成为民族文化精神和民族艺术形式高度契合的艺术珍品。 善与美的双重追求遂成为“程式化”了的观众审美心理,而其对“善”的追求往往又融合在对“形式美”的玩味中。戏曲表演讲究“唱、念、做、打”与“手、眼、身、法、步”,精彩的表演往往会提升戏的审美情感。着名戏曲艺术家阿甲先生曾提出“表演文学”的概念,以强调戏曲动作、身段、音乐等表演程式的独立个性和表情达意功能。他认为美仑美奂的戏曲表演形式已不再是单纯的形式,“因为它表现了情节,表现了环境和实践,表现了人物的情感和思想。”确实,在传统的戏曲形式中凝聚着中华民族生生不已的生活形态、审美趣味和文化心理,故此,从这一角度看,观众对戏曲形式美的痴迷,也就不仅仅是满足于美妙的视听享受,而是要在听戏的过程中“品味”。
  这种稳定的审美追求和心理定势不仅存在于传统戏曲观众的审美心理结构中,而且也依然存在于当今那些被其它文化娱乐方式所吸引与分化的观众心理中。近年来流行的以当代都市生活为创作题材的贺岁片,就是以传统观众最喜闻乐见的方式传达着一种古已有之的情愫。例如,90年代末冯小刚三大贺岁片虽以“办公司”、“出国”、“绑架勒索”等时髦话题为题材和背景,但其故事情节的核心却是一些“变形”的“才子佳人”传奇:“落难公子”在这里被置换为一些貌似玩世不恭实则古道热肠的城市“玩主”。在离奇古怪的冒险经历结束后,他们终于赢得了善良“小姐”的真爱,最后是“千金散尽”“大团圆”。抽去情节表面的噱头,这些影片能得到广大观众认可的深层原因,恐怕还是其内蕴的情感质素。而那些深受观众喜爱的反映平民生活的电视连续剧,更是在家常里短的琐碎中寄寓着伦理化、情感化的“善与美”的追求。进入网络时代以后,颇受青睐的网络文学,也多是以“前卫”的方式演绎着当代的“才子佳人”的传奇。可以说,善美合一的审美诉求,在当今历史条件下非但没有过时,而且还在某种程度上被强化了。
  其次,在戏曲观众的传统审美心理中,除了善美合一的主导式审美诉求外,还积淀着另一种比较稳固的心理因素,这就是一种追求性情愉悦的文人情怀。虽然,从整体上讲,戏曲是一种大众的艺术,但若没有文人的积极介入,戏曲的艺术价值和思想价值都无从提高,它不仅无法获得兴盛、繁荣和流传,更不可能如国画一样成为体现中华美学意蕴的突出代表。正是关汉卿、王实甫、汤显祖等大文学家的加盟,才使古代戏曲艺术的文学价值得以凸现。而在任何优秀的戏曲文学中也都凝结着某个时代的人文精神,体现着传统文人独特的审美追求。虽然清代戏曲理论家李渔从表演的角度对所谓“案头文学”颇有微词,但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窦娥冤》、《西厢记》、《牡丹亭》等杰作的艺术价值。无论是被当作“案头之作”还是“场上之曲”,这些作品至今仍然流传不已,引人赞叹。这类作品的搬演与流传,不但展示了特定历史时期的人文风貌,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而且更重要的是培养和熏染出了一大批注重作品人文内涵的高品位观众。他们在欣赏戏曲时,不满足于仅仅体会一种“善有善报”的心理快感,而且还追求一种性情的愉悦。不过,这种文人式的审美心理诉求不可能超越其特定的文化语境,所以未能引起戏曲艺术的整体性突破。不仅如此,当时大多数观众依然是把这类文人作品当作善美合一的民间传奇来接受的。在这种接受过程中,文人“愉情怡性”的心理需求已逐渐被“追善逐美”这一主流审美诉求所整合。汤显祖的《牡丹亭》,作为古典戏曲中最富有叛逆精神的一部文人戏,虽然热情讴歌了主人公大胆、炽烈的人性追求,其结局仍然不可避免地落入“夫妻相和大团圆”的老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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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权静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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